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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回国之路（第2页）

秘书长由文化处处长王亚平兼任。

理事会理事共45人，候补理事5人，常务理事25人。

理事会包括了首都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。

继而，他改变态度、风格，取抗战时期所选过的路，也是与昔日倡导过的“为人生而艺术”

相一致，他又走到了极端，决定放弃一切，尽快适应新社会的形势、要求，像小学生一样从头学起，先写通俗文艺鼓词、快板、歌词、相声，再试着经营长篇。

1949年以后，审查旧作也比较严。

陈徒手说：“凡旧作与新社会不合拍的，都得仔细过滤、删掉。

……连瞿秋白早年写的访俄游记《俄乡纪程》里的海参威华侨吸鸦片、贩毒等内容，也属‘给中国人脸上抹黑’，1953年出版《瞿秋白文集》时悉数被删。

……老作家要出版旧作，就更得仔细斟酌、删节了。

譬如叶圣陶忍痛将他的主要作品《倪焕之》删去了好几章。

曹禺则被迫改写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的剧本，……老舍也不例外。

……一时拿不出新作，就先对其主要著作《骆驼祥子》开刀。

该书末尾有近万字，描写祥子如何堕落为行尸走肉，个人主义的末路鬼。

他对祥子的结局实际是否定的。

可是而今祥子属劳动人民，是无产阶级份子，那样描写祥子有‘丑化劳动人民’的嫌疑，再版时只好统统删去。”

另一方面，友人也在促使他写这些作品。

当时不仅曲艺缺乏好作品，戏剧上也在闹荒。

朋友们就鼓动他来写，他是个有求必应的人，便写了五幕话剧《方珍珠》，不是很成功。

此后，到1965年，他发表剧作23部，水平高低互见，大部分作品，证明了他的政治热忱，也显示了他不顾成败的“冒险”

，生活准备不够，“只好东拼西凑”

（参见洪子诚：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166-168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。

）。

促使他放弃小说创作，而潜心写戏剧作品的原因之一是认为，“以一部分劳动人民现有的文化水平来讲，阅读小说也许多少还有困难”

，“而看戏就不那么麻烦”

（《老舍剧作选自序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）。

1950年上半年，林斤澜到了北京人艺创作组（1951年底调北京市文联）。

7月15日老舍受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委托，写《龙须沟》剧本。

因他寒腿，走路不很方便，右手总执手杖，不能常下去，人艺领导就派林斤澜下去采访，找素材给老舍。

老舍再借阅一些文件，大体了解附近市民的生活状况，根据它们写出剧本。

这就叫“三结合”

：领导出思想，群众出生活，作家出技巧。

老舍说：“我就抓住臭沟不放，要达到对人民政府修沟的歌颂。

哪怕自己还不成熟，我也要反映它。”

构思却很艰苦。

灵机一动，才以一个小院子里的人物为主，通过他们和这条水沟关系的变化，对比出两个社会的不同性质，来歌颂新社会，命名《龙须沟》。